193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上海市的一处官邸内，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孔祥熙，正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，时不时抬头看一下壁炉旁的电话机。

铃声响起，孔祥熙飞一样地扑过去接起电话，电话线对面是他南京住处的管家，管家在电话里告知孔祥熙，已经收到了张学良的秘密电报，在电报中，张学良明确承诺，会对蒋介石的安全负责。

这时是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，著名的西安事变刚刚发生3个小时。

挂断电话后，孔祥熙瘫倒在了沙发上，仿佛被抽光了力气，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。接着，他开始谋划，接下来该如何利用张学良的密电，处理眼前的巨大变故。

孔祥熙是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前知道西安事变的。

彼时孔祥熙正在上海处理金融业相关问题，当晚与业界人士的宴会后回到住所，正要休息时，接到了国防部长何应钦自首都南京发来的密电。

密电共23个字，每个字却如同惊雷一般让孔祥熙把醉意抛在了脑后。

“西安有兵变，蒋介石在何处，尚未查明，已派飞机前往侦察”。

看到“兵变”两个字，孔祥熙惊骇万分，他早有预感国民政府实为各路军阀的临时联合政府，各个党派、军头利益纠葛复杂，局势看似稳定，实则波谲云诡，但却没想到矛盾这么快就爆发了出来。

这些年，正是孔祥熙多方斡旋，促成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，建立了蒋汪政府；他更是利用自己与其妻子宋霭龄的身份，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。其人长袖善舞，又对蒋的主张多为顺从，一直得到蒋介石的重用。

而孔祥熙自己作为蒋介石的连襟，原本只是个破落家族的末裔，靠着煤油生意发家的山西商人，也正靠着为蒋介石奔走敛财，一路高升到国民党核心，其权力财富都以牢牢地与蒋介石绑定。

倘若蒋介石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么国民政府内之前被蒋介石压制的反对派，一定会卷土重来，他孔祥熙必然是第一个被清算的；

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，会松一口气的原因。

躺在沙发上思索良久，孔祥熙起身让管家给张学良以及另一位身在南京的老友，各自发了一封电报后，立即驱车直驶他的利益同盟——同在上海的宋美龄住处。

孔祥熙的消息让宋美龄同样如临晴天霹雳，二人简单商讨了对策后，连夜赶回南京政府。

12月12号的夜晚注定不平静，上海那边孔祥熙与宋美龄紧急商讨的时候，南京这边也乱成了一锅粥。

当天南京政府最先知道消息的人，是何应钦。

12日下午三点半，一份电报被呈送到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的面前，电报来自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，驻潼关部队负责人樊松甫；樊松甫在电报中向国防部反馈：“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的电报不通，失去联系”

彼时蒋介石正在西安，何应钦迅速意识到了西安部分“失去联系”背后存在的暗示与机遇，他立即以家代府，邀请了戴季陶、熊斌等立场与他接近的亲信人物，来家中分享信息并密谈对策，并一致做出了“以出兵讨伐为基调”的决议。

在何应钦的视角看，委员长身陷囹圄，出兵“讨逆”当然是“忠贞”之举。

倘若出兵动作刺激了在西安的张学良、杨虎城等人，对方狗急跳墙把委员长杀了，那也是叛军倒行逆施，更需要王师前赴西安以为委员长报仇。

而何应钦作为国防部长，在全面开战之时统领全局，战争之中清理异己，战争之后大权在握，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而当日蒋介石几个最信任的亲信，要不然无法接触到第一手信息（贺衷寒、李烈钧），要不然不在南京（孔祥熙），何应钦只需要在私下完成串联后，迅速组织政府决议出兵，军队一但开动，便可“生米煮成熟饭”。

当天傍晚，南京政府收到了西安部分发出的正式通电，告知已发动“兵谏”，蒋介石已经被俘，意图以蒋介石为筹码，要挟南京政府配合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收到消息后南京政府迅速组织紧急会议商讨对策，此时何应钦已经凭借樊松甫的电报提前获得信息，完成了与自己党羽的串联；而孔祥熙等人还在上海，甚至还没开始往南京赶；局势对何应钦可谓大好。

会议上，何应钦慷慨陈词：“张、杨逆贼劫持首座，目无国法党纪，名为兵谏，实为叛国，倘不严惩则后患无穷”“当命令讨伐，轰炸西安，不惜玉石俱焚”；而蒋介石的亲信李烈钧等人，则主张优先保障蒋介石的安全，不应刺激西安方面。

如何应钦所料，虽然李烈钧等“蒋派”与何应钦的主张有激烈冲突，但一则信息突然对方措手不及，二则何应钦早已提前与党羽对好了“台词”，整个会议中“讨伐派”占据了绝对上风。

然而，在何应钦以为自己就要达成目的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人突然站了出来。

这个人是冯玉祥。

当天晚上，孔祥熙在去找宋美龄之前思索良久，已经猜到南京方面必然有人利用西安事件“作乱”，置蒋介石安危于不顾。他出门前要管家发的两封电报，一封是回电张学良，另一封就是给冯玉祥的。

冯玉祥在政府中地位超然，之前更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，虽然后来因为政见不同，与蒋介石逐步疏远，但为人顾全大局，时时以抗日为第一优先。

孔祥熙深知，冯玉祥绝对不会接受在这个抗日救国的关键节点上，国名党发生内乱。

收到消息的冯玉祥立刻意识到，蒋介石被俘，如果何应钦等人不仅不接受西安方的抗日主张，而是挑起内战的话，最终受益的，一定是日本侵略者。

但他没有立刻去何府参加议事会议，而是利用自己西北军元老的身份，召集了张继、鹿钟麟、张静江、石敬亭等他在军队的老部下，说明情况，策略后，从公开渠道照会何应钦，指责何应钦以家代府，隔绝内外。

何应钦不得不派熊斌邀请冯玉祥等人参与会谈。

在冯玉祥所代表的军方势力的反对下，何应钦“先斩后奏，迅速发兵”的计划终究没能得逞，孔祥熙和宋美龄也得以在事态变的无法收拾之前，赶到了南京。

此时已经到了13日凌晨，蒋介石被俘的消息逐步从各种渠道蔓延开来，“武装讨逆”与“和平解决”两派各怀心思，在南京政府中分庭抗礼，各不相让。

13日中午，国民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，孔祥熙、宋子文、何应钦等人均参加了会议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
会议上何应钦直言 “洛阳附近的中央军已经向潼关进发，西安城外亦发生了小规模战斗，局势已不可逆转，为维持政府威信，当火速发兵”

而宋美龄则针锋相对，“委员长之安全，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”。她呼吁：“请各自检束与忍耐，勿使和平绝望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，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。”

何应钦当场嘲讽宋美龄：“妇道人家，丈夫被俘则惊慌失措，不要跑出来耽误国家大事”

宋美龄气急，回应何应钦自己“绝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，却也不是心怀不轨的叛逆之徒！”

眼看着政府的联席会议变成两派人马打嘴仗的闹剧，主持会议的孔祥熙却并没有深度参与其中，虽然他也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支持武装讨伐，但他深知危急的解法，并不在眼前的会议。

利用信息优势占据了先机，还挥舞着“讨逆”大旗的何应钦咄咄逼人，孔祥熙是没办法靠在会议室中的争吵战胜他的。

但好在会议室之外，他还有“四张底牌”。

孔祥熙的第一张牌是“权”，即他此刻的身份；

根据国名党政府应急预案，此时的孔祥熙是国名政府行政院的代理院长。

这个身份虽然没有军队的调动权力（军队听命于军政部长何应钦），但却可以利用宣传、后勤等各种资源对军队进行影响。

利用这一身份，孔祥熙一方面尽力干扰何应钦对军队的调度指挥，另一方面迅速指引宣传机器，对西安方面的首脑，杨虎城、张学良二人进行分化。

在孔祥熙看来，杨虎城与张学良这两个始作俑者看似同心同德，实际上立场并不相通；杨虎城与国名单历史渊源深厚，而张学良不过是1928年东北易帜后才“归附”的国民党。分化两个人，让西安方向内部发生分裂，是让危急迅速消融的最好办法。

他分别致电张、杨二人，公开称杨虎城“素来光明”“绝不甘心玉石俱焚”，甚至通告杨虎城劝张学良“悬崖勒马”，如果张不从，则请杨“秘密将委员长直运南京”

孔祥熙的小动作很快生效了，虽然张、杨二人并未直接分裂，但外界受到孔祥熙电报的影响，很快就有 “杨虎城反正，委座已经脱险”的传言嚣于尘上，这种传言不仅给西安方面带来了影响，也让何应钦的发兵方案受到了很多质疑。

孔祥熙的第二张牌是“钱”，是他把持国明政府十多年积累的巨额财富以及其财政负责人的能量。

返回南京之前，他就在上海这个中国商业中心做金融工作，有着丰富的资源人脉，在他的发东西下，全国的商界人士都开始呼吁对西安事件进行和平解决，谴责何应钦“挑起内乱”。

同时，他分别给兰州的于学忠、济南的韩复榘、开封的商震以及太原的阎锡山等各地将领、军阀，提供了巨额贿赂，并致电请求对方：“一致拥护中央既定国策，完成国家之统一”，暗示不要响应何应钦的讨伐号召。

他尤其对与自己是老乡阎锡山承诺了最多的利益，委托其“私权营救蒋介石”，而始终希望保存实力，不希望开战的阎锡山则欣然应允，更是公开承诺可以“居中调停”西安与南京双方。

孔祥熙的这些动作，让何应钦发兵方案的正当性进一步被削弱了。

孔祥熙的第三张牌是“义”

孔祥熙虽然是巨贪，但却没有忘记粉饰自己“慈善爱民”的外形，多年来常常从事捐款、办学的动作。其中他出资建设，并曾经任职教师的“铭贤学院”，是山西太谷最大的学院，学院中的很多学生都后来都加入了国民党，以孔祥熙的学生自居。

而陕西潼关的实际控制人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军长，前文向国民政府汇报西安方面“失联”，使得何应钦第一时间掌握了兵变消息的樊松甫，竟然也是孔祥熙的学生之一。

何应钦虽然利用自己国防部长的身份，先一步收到了潼关部队的消息，但那是因为樊松甫身在军队系统，按规定需要向国防部汇报。

而随着事态发酵，孔祥熙迅速联系上了自己的老学生，晓之以义，动之以利；很快，樊松甫虽然明面上仍然听命于军政负责人何应钦，实际上却已经站在了孔祥熙一派。潼关部队对何应钦阳奉阴违，孔祥熙却能第一时间得知前线的风吹草动。

何应钦对西安事件的影响力进一步被削弱了。

虽然在联席会议上占据绝对的优势，但随着孔祥熙三张“牌”打出，何应钦的出兵讨逆方案在国明政府中处处制肘，举步维艰，除了发动空军对西安部队驻地进行了几次轰炸外，迟迟无法真正的引发战争。

随着事态初期带来的与混乱散去，双方的沟通渠道也逐步建立，谈判的基础越来越牢固；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方势力介入下，“出兵”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小。

12月18日，蒋鼎文带着蒋介石手令，冒雪自洛阳飞抵南京，手令是专门给何应钦的。手令中明确表明：“万不可冲突，即可停止轰炸”

至此，何应钦的小算盘彻底失败了。

12月25日下午3时，在周恩来（当时代表共产党前往西安）、张学良、杨虎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蒋介石接受了联合抗日的要求。

12月25日下午6时，何应钦致电通知各方，蒋介石已经飞抵洛阳，停止一切战争准备。

12月26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被蒋介石扣押软禁。

次年（1937年）1月3日，孔祥熙密电南京国明政府，要求特赦张学良。

孔祥熙说明，在20天前的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发生当日，张学良就已经致电孔祥熙，承诺会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了，实为“党国忠贞”

而孔祥熙之所以当时信任张学良的承诺，是因为他当天收到电报之后，立即回复张学良，也承诺对方，如果张学良能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，则孔祥熙也会保证张学良的个人安全。

这就是孔祥熙那晚挂断电话后在沙发上思索良久，出门见宋美龄之前，要求管家发给张学良的电报内容。

而这也是孔祥熙的“第四张底牌”